钟若愚：早上好！各位老师，同学们：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杨龙芳教授深刻的发言之后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杨龙芳教授发言内容的主题此前和我谈过，9月份市委宣传部和社科联在深圳大学举办了苏老师生平和思想的研讨。当天杨教授就和我谈到要做一个苏老师学术思想层面的梳理。并且在国庆节之后，他就发给我一篇文章《思想的张力》。今天的《深圳特区报》刊登了这篇文章，题目改成《苏东斌经济研究的知识价值》。我非常佩服，他能在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能够这么系统和深入的进行梳理。我也很惭愧，自己没能够在这个时间内为苏东斌老师的学术思想作一个自己视角的研读和梳理。
苏先生学术思想之深邃，我的语言难以表达万一，今天我试图做一个粗浅的线索梳理，对其中一个问题做一点较深入的阐述。我发言的主题是：《思想者的丰碑》。
第一部分，苏教授人生与学术轨迹的一个简单的梳理。
有一句话能够形容苏老师人生和学术的关系：“生命即学术，学术即生命”。
苏先生一生留下深刻印记的是四个地方。
首先是“从鸡西出发”。苏老师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写的是生于哈尔滨，后来在去年4月份他自己撰写的一份“个人小传”上总结说，“鸡西是我的出发之地，那是我所有一切的出发之地”。最后他说，“完全可以说，没有在鸡西读书时期打下的基础，没有在鸡西一段工作期间所受的磨炼，就没有后来的学术之路，更得不到后来的人生体验。是那里真正的养育了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里的土地和那里的人们，因为那是我所有一切的出发之地”。
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大学，我深深的感受到苏先生有一个很深切的、伟大的北大情怀。他是1963年9月考入北大，一直到1968年毕业离开北大。此后，1970年到1979年一直在鸡西。网络上有一篇小文讲了当年的北大。1917年以前的北大有一群教授和学者，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陈独秀39岁、鲁迅36岁，最年轻的徐悲鸿23岁。这就是约100年前的年轻的北大，当时清学还有一批大师，包括冯友兰、梅贻琦、陈寅恪、王国维等等。
苏先生在196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他自己这样记录，“我来到了一块圣地”。
2011年时，苏老师回答在北大五年给他最依恋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他说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并不仅仅是学识丰博、一流学者的闪光智慧，而是背后所蕴藏的那种追求自由、向往真理所形成的心境和环境的魅力。
所以说，北大情怀在苏先生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陈寅恪在王国维墓碑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以描述苏先生是非常贴切的。
第三个地点，黑龙江省社科院，苏先生于1979年秋到1992年工作于此。苏老师在自己写的《个人小传》中回忆，“1979年的秋天，我来到了10年前就应该来到的地方——黑龙江省社科院，开始了真正的学术生涯”。
我想说明一下这个“真正的学术生涯”。苏先生是当年从“文革”走过来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文革的回忆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学者的一个特点。北大的钱理群就说，“我们是带着文革的经历和问题进入学术界，开始我们的思想和研究”。苏先生也是这样，他说，“正是在省社科院的12年，我初步形成了主体经济学的学术思想”。今天我主要谈的是主体经济学在苏先生思想中的演进历程，作为学者，他对这个研究主题的终身追求，不断探索和超越自我，以及超越原有的各个思想的追求历程。这个历程、他一生的追求也在深深的打动着我。此后，他到黑龙江大学工作有将近一年时间。
第四个地点，深圳大学，从1993年12月一直到今天。这32年的学术生涯中有19年在深圳大学度过。
苏先生思想体系如果说有一个最终的体系形成，包括苏先生自己总结的三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特区研究的名作，都是在这第四个地点——深圳大学期间完成的。
再介绍下苏老师的主要作品。
苏老师自己总结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代表作为《选择经济》，经济思想史代表作《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2009年），经济特区研究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史》和他生前最后一本书《中国经济特区导论》。他生前一共有4本个人的论文选集，1989年出版《苏东斌集》、1995年出版《毕竟走出来了》、1997年出版《苏东斌集修订版》、2000年出版《人的经济路径》。这4本书是他在生前自己选定的论文选集，但是只到2000年止。
第二个内容，关于苏先生一生追求的研究主题——“人”和“选择”。
苏东斌先生下笔千秋，著作等身。“人”和“选择”一直是苏教授学术研究中的永恒主题。他的学术名著，2000年出版的《选择经济》，代表着“思想的高度”。人与主体经济学这个领域的著作有《人类经济路径》、《人与经济》、《人与市场》、《人与制度》、《制度人假设》等等。他说“正是在省社科院的这12年，我初步形成主体经济学的学术思想”。
在这个“主体经济学”中，他研究的人就是劳动者本身，他不仅是一个社会的人，制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感情的人，性格的人。他说：“主体经济学研究重点是人不是物”。
我后来发现，苏老师最初提及“劳动者价值”，其实还早于他自己所总结的1987年，实际上是在1985年第三期《经济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开放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三大理论难点》。他在这里说，值得强调的是摆脱人生依附之后，这个劳动者到底还意味着什么？他说，“除了劳动力所有者身份，以及能够自由配置自己劳动力这个最一般的意义以外，这应该是在启蒙时代之后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拥有对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处置权”。
苏老师在这里提出，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那就是他实现劳动力及其价值的前提。自由即价值之前提。
后来他在1987年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核心概念是劳动者价值”。这个“劳动者价值”一直贯穿着苏先生的学术研究，从1987年到2009年、2010年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两本著作，都是贯穿这个主题。
所以我特别赞同杨龙芳教授所说的，从劳动者价值到选择经济有一个超越，并且也反映了苏先生经济研究的内在持续超越性。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对历史时代的深刻反思，对于自己学术思想的超越，这一点我非常认同。但是杨老师提到的“从劳动者价值到选择经济之间有一个断裂”，我不认同。因为劳动者价值是苏先生从经典经济学研究中切入，并且形成自己主体经济学主旨和重要议题和体系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是一种延续，他的内在逻辑研究是一以贯之的。在这一点上，我与杨老师的看法不同。
苏先生在1987年提出劳动者价值这个概念之后，一直探索“人”，并且他的全部研究都集中在论证人在经济当中的主体位置。到了2009年的12月出版的这本《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中，他这样感慨“人总是生活在以往的牢笼里，一旦有了思想，也就开始了解放的历程。而一旦解放了思想，也就解放了人”。苏老师的原话还有一句，“解放思想的根本条件在于切实给这个主体（人）以获得自由的基本权力”。
到201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特区导论》的前言《历史的天空》中，苏老师也这样总结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有两条。第一条是市场经济，第二条也是这个主题，从深层动力来总结，就是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也正是在这个前言当中他提出来，“人不仅活在物质中，更要永存于天空星云，江河湖海的精神中！”
苏先生一再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话，因为森就是以人为中心，并且他认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在于自由。苏老师对森的作品的引用，就集中在森所说的那个核心诉求上面，叫做“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苏教授基于森的发展观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裕民富国，而是追求每个人的真正幸福”。
用他之前所讲的两个名言来说，第一，真正的幸福只能存在于法治社会的大环境中，而“公正创造和谐”。第二，他在对“选择经济”的系统阐述中，1999年就提出“来自选择的幸福”。这都是基于他在2000年前后总结的“追求个人的真正幸福”的理解上。
我的理解也很简单，选择经济，选择即机会，也就是自由。马克思所说的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解放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他的研究就是一直在追求、追逐着对人的解析和人的自由，我也理解这就是他“来自于个人选择的幸福”。
10多年来，我有幸与苏教授共同合作完成过5本著作，更有幸从他那里真正认知到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在我眼里看到的苏先生，他不仅是一位视学术为生命，具有伟大人格的长者。更重要的是，苏教授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从那个年代走出来，不断的在追求、探索的一个思想者。
他生前给自己摆在第一位的个人定位，是：“思想者”。从他的个人体验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人文思虑和终极的关怀，最终这个“人”从他踏上学术生涯开始，“人”和“选择”就一直成为他的学术研究中永恒的主题。
第三个问题：简单说一下他所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
他在2001-2002年前后出版的几篇关于劳动价值学说的文章和著作（注：《劳动价值学说史略》）中，提出了劳动价值“概念、决定和实现”的三分法。我一直认为，那是中国学术界对劳动价值研究所达到的一个高度。当时（2002年）他和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小钟，我们今天写的《劳动价值学说史略》，实际上是说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告一段落，所以我们才把它命名为“史略”。
关于“目的论”。1995年他的著作《毕竟走出来了》，他的“目的论”被他自己总结为“思想方法”，其实就是目的高于手段。从目的出发，我不必注重途径和手段，甚至所谓的原则。他是针对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说的这个目的。因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我们原有的所谓“原则”，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姓“社”还是姓“资”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完全可以抛开，因此在他的思想方法上，这个目的论有非常强烈的意义。
第四个问题，苏先生作为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学者，他自身也经历着“一种焦虑和心灵的折磨”。
北京大学有一个学者说这叫做“丰富的痛苦”。因为真正的思考和智慧，一定是与精神上的痛苦相伴随的，这是代价，也是价值。
苏先生在《选择经济》第一页里面就说：“没有心灵的折磨，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大概在10多年前，他就认识到高科技发展会给社会变革带来巨大影响。他当时就公开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货币瓦解公社，网络崩溃极权”。
今年2月10日，苏先生生前所参加的最后一场公开座谈会是“深圳社科界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他在自己的发言稿《用观念去解决观念》中专门谈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他引用了哈耶克的一句话，任何现存的理论都不是宗教的教义，不需要我们去信仰和崇拜。反而希望于要求我们进一步去质疑、研究与探索。真理的认知过程就是这样，“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在这个座谈会上，他事先认真的准备了一份发言稿，我曾经与他探讨过发言稿中的几个问题。他提出“不能把转型时期的过渡形式当做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针对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所谓“半计划半市场”的过渡局面提出的。会后苏老师在发言稿基础上形成了《建议活页》2012年仅有的两篇文稿。这两篇《建议活页》稿和2012年第二期《深圳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是苏先生在2012年初所做。
嵇康说“《广陵散》自此绝也。”苏东斌先生在生命最后所参加学术座谈和学术交流当中，仍然大声疾呼，这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真正确立的呼唤。
我还回想起2007年第七届中国深圳学会年会在深圳大学举办，他做的大会演讲，主题是《捍卫市场经济》。这个主题非常深刻，也是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最后一点，他不但有思想的高度，而且苏先生给我，给我们留下的，是自己的一生对大学精神的阐释。
苏先生学术生涯的2/3时间在深圳大学渡过，他用自己追求学术、批判求真的一生阐释了对大学的贡献。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就在于有自己的思想者。
知识分子要经历一个思想者的历程，才能达至“思想的高度”。
因为大学除了知识传递之外，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精神传递。鲁迅说“这种大学的基本精神就应该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而大学的教授更应该保持思想与学术的独立性、超越性和超前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我一直思考我们的大学给社会留下什么？又给大学自己留下什么？
苏先生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留下了一座思想者的丰碑！我一直认为苏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他给我们留下了对大学精神之精髓的寄托，这是将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的大学精神的家园。
苏先生品性高洁，一生淡泊名利，一生追求学术。
他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才是我们今天高校、大学应该传承的精神之精髓。
他已经影响了很多人，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并进一步发掘苏先生对大学精神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深度，才能影响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