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心灵的折磨 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苏东斌经济研究的

      苏东斌，这个来自黑龙江鸡西的深圳人走了，这个以思想为追求志向的经济学家让我们因他的学术研究而没有感觉到他的离开。

      苏东斌的经济研究源于他的故乡鸡西，这是一个地处中国东北的小城市，它是苏东斌经济研究的原点。苏东斌在“自我小传”中承认“没有在鸡西读书时期打下的基础，没有在鸡西一段工作期间所受的磨炼，就没有后来的学术之路，更得不到后来的人生体检。是那里，真正的养育了我，我永远忘不了鸡西那块土地和那里的人们，因为那是我所有一切的出发之地。”（苏东斌，《鸡西——我的出发之地——苏东斌自我小传》）这是苏东斌对自己生命的自我总结，具有“慎终追远”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东斌将“鸡西”称为“我的出发之地”。

      鸡西是苏东斌记事的童年、青年和他最初工作的生命寄居地。苏东斌在鸡西得到的人生体验首先是人的尊严。他因有一个在国民政府中任过文职少将军官的生父而受到牵连，从大城市哈尔滨迁移到鸡西的煤矿小村，“失去了家庭的温馨”，不能参加共青团，目睹老师被批斗，感到“很害怕”。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因喜欢读《安娜·卡列尼娜》而遭到同室同学批判与痛斥，没有资格去天安门广场欢迎西哈努克访华，“自尊心受到极大损伤和羞辱”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被学校工作组列为班上的两名“反动学生”之一，并被军宣队分配到黑龙江驻军23军69师嫩江农场进行为期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劳动改造，随后又带有惩罚性地分配回鸡西。苏东斌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说，“这下子我全明白了，他们（军宣队）把我分回鸡西，并不是为了照顾我回家，而是为了羞辱我。顿时一下子，亲属木然了，朋友犹豫了，未婚妻困惑了，使我真正看到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

      苏东斌在鸡西得到的人生体验是对自由的全面向往。他从小喜欢文艺活动，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参加过学校舞蹈队和诗歌朗诵会，参加过话剧《同甘共苦》和《同志，你走错了路》的表演。这些文艺活动使苏东斌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感觉。这些文艺活动似乎暗示着苏东斌有可能走向文艺大道。随着高中毕业来临，苏东斌并没有选择走文艺之路，而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读经济学，他从此深深地意识到自由的“选择”意义。苏东斌在追忆中写道： “可见历史的规律性也同时意味着选择的非唯一性与偶然性”。在嫩江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苏东斌还认识到思想自由的重要， “我并不痛苦牙刷冻在杯子里、睡觉还要戴上皮帽子的兵营，也不惧怕扛上180斤麻袋走上三级跳板，夜半三更迎着暴风雪抢收小麦的皮肉之苦，但却受不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战友们’大兴文字狱灾难。……当时委屈，绝望，甚至想到了投井自杀。”他保持着为人的诚实，从而赋予自由以抗争意义。从1970年到1979年，他做过三班倒、打铁钎放炸药的铁矿工人，干过材料员，当过讲语文、讲历史的中学教员，做过有千人吃饭的食堂管理员，当过仅20人上学的小学教导主任。“那时，我这个文科的呆子虽然还不懂‘机电厂’和‘电机厂’到底有什么区别，但爽快的性格却使师傅们深信‘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他们虽然无权解脱我的政治锁链，却给了实际上的自由与温暖。”

      苏东斌在鸡西得到的人生体验的第三点是难以消解的贫困体验。苏东斌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几乎每个晚上都将分给她母亲的晚餐吃去一大半。他曾送给他中学体育老师潘广裕二两粮票，潘老师很感激，这“可见在当时一个馒头是多么珍贵”。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支农劳动”，有一天晚上宣布让文艺宣传队成员可以不定量敞开喝粥，苏东斌一连喝了七大碗。

      人的尊严、对自由全面认同和对贫困的切身之感，这些是苏东斌在鸡西获得的人生体验，它们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验世界，并使苏东斌过早地寻找到了一个值得终生思考的大主题，即 “人”。正是“人”这个大主题，决定了苏东斌经济研究来源的多样性。

     2苏东斌的经济研究是由他的观点和学说构成的，包括经济学研究、比较体制经济学研究、改革经济学研究和政策经济学研究等

      苏东斌的经济研究是丰富的，不能因他一生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将他的经济学思想等同于理论经济学，更不能拿他的理论经济学和特区经济学两个亮点来概括他的经济研究。苏东斌的经济研究是由他的观点和学说构成的，包括经济学研究、比较体制经济学研究、改革经济学研究和政策经济学研究等

      在理论经济研究方面，苏东斌最鲜明的贡献就是“人的经济学”思想。 “人的经济学”首先是针对“经济决定论”， “这个结论就是：有什么样的人类创造力，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真是观点对观点，犹如针尖对麦芒。“人的经济学”还将“历史的人们都具有创造精神”上升为“一条最重要的规律”， 这个规律重在“强调人的创造力，其实就是在强调社会生产力。”这两层含义是苏东斌对“人的经济学” 的最初表述。苏东斌在《走出贫困》一书中再次重申“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他后来在《苏东斌集》中说得更明白些，“以人为中心，为目的，以‘生活力标准’衡量实现程度”。“人的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学的新的价值取向和新的认知路径。沿着这个路径，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倾注在“人”及其“人的行为”之上，先后考察了企业的行为、政府的行为和个人的行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苏东斌并没有将人的“主体”停留在企业、政府和个人，还将人的“主体”延伸到“人类本身”。

      在“人的经济学”思路的基础上，苏东斌先后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人与市场》、《人与制度》和《“制度人”假设》，构建了一个比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重在结合前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探讨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实体、经济调节和经济实现，提出了“不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典型的发展形态”的论断，这是一个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比较体制的基本结论。《人与市场》力求对发达国家的当代变化做出分析。在苏东斌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资本社会化”弱化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市场全球化”弱化了运行的供求失衡，“调控宏观化”弱化了周期性的危机，“利润社会化”弱化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基于这些新变化，他得出基本结论，即“虽然具体的体制上的变迁在相当程度上挽救了基本制度的危机，但它毕竟只是社会发展中一个特定的阶段。所以，对于人类历史来讲，资本主义既谈不上是本源，更不能说是永恒。”

      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和《人与市场》是分论，那么可以说《人与制度》是从方法论的高度上对“分论”进行“理论综合”。 《人与制度》标志着苏东斌比较经济体制观点的最终形成。在《人与制度》中，苏东斌从“ 史论”的高度，基于“ 制度人”假设，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了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对人与制度的关系作了新的的概括。“如果我们再追问，人和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答案也便一目了然了，那就是，制度绝对是人制造的，而人又绝对不能随心所欲。”制度是极为理性的，但个人的理性却是放荡的，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苏东斌比较经济体制思想内部还深深地隐含着另一个独立的经济研究，即改革经济学研究。苏东斌改革经济学研究集中体现为新社会主义论。在苏东斌看来，新社会主义的目的功能是通过宏观调控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与民主政治来实现的，商品经济权力化就是商品经济封建化，社会主义改革绝不是搞一场新的洋务运动，民主政治的要求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实现。这意味着新社会主义是一种整体演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针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苏东斌的观点是“严格地讲，商品经济是不能计划的，如果仅指国家宏观调节，那么现代经济都具有这种功能。”在这里，苏东斌以否定思维的方式表达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绝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可以说苏东斌在内心的深处是认定中国的改革是以市场取向改革为导向的改革。1992年，苏东斌多次重申：“从根本讲，‘改革’就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也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延伸罢了。”

      苏东斌在经济研究的过程中总是极为关心改革开放的现实，从而形成了他经济研究中密不可分的一个独立部分，我们称之为政策经济学研究。这些政策经济学按时间的先后顺序主要有：“三级授权经营制过渡论”（1995年）、“税收大于利润”（1996年）、 “激励创造供给论”（1999年）、“以开放促改革”（2000年）、“从中国的经济特区走向世界的经济特区”（2001年）、“公正创造和谐”（2004年）。这些政策主张带有鲜明的战略性，显示出了苏东斌的经济学智慧，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决策者的视野，启迪了学者们的思考。

      3 从“劳动者价值”到“选择经济”的思想超越，意味着没有什么绝对的经济研究体系，更意味着 “经济学知识的不确定性”

      苏东斌的经济研究，是以“劳动者价值”为基本概念的思想体系和以“选择经济”为概念的研究体系。

      苏东斌不是停留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之上，而是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目的。正是在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研究切入点上，苏东斌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的道路。1987年5月，苏东斌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科学》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劳动者价值”的论文，公开提出“劳动者价值”概念。同年12月，苏东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中全面地阐释了“劳动者价值”概念。劳动者价值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劳动者所应当充分实现的经济需要。劳动者价值的内涵由经济质量、经济身份、经济需要和经济确认而构成，劳动者价值的外延就是劳动者所应当获得的全部经济收入。

      “劳动者价值概念”唤醒了苏东斌心中构建经济学理论的“理论自觉”。 1988年，苏东斌出版《走出贫困》，这是一部经过四次修改而成的著作，“一本关于‘人的经济’研究的假设”。在这部著作中，阐释了劳动价值论的“个人选择”、“ 企业实现”和“社会调节”。1992年出版《现代政府的经济行为》，分析了“劳动者价值实现的宏观条件”。

      但事实证明苏东斌在这里发生了“思想的断裂”。苏东斌在总结与回忆自己重构经济学理论的艰辛历程时说：“坦白地说，自那以后，我一直想了却的一个夙愿，就是去揭示出其中的理论背景，但是当时眼前一片茫然。”直到1999年出版《选择经济述要》，即后来的名为《选择经济》的名著。“我是在尽力地实践着在人的经济中弹拨起企业、政府与个人的经济行为的三部曲的心中许诺。”

      苏东斌经济研究演化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三部曲”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劳动者价值”跳越到“人”，从“人的经济” 跳越到“选择经济”的“突变过程”。苏东斌对这个“突变”应该是有所意识的，这可从他的《苏东斌集》及其后来的“增订本”的序言中可以得到佐证。在1988年版的《苏东斌集》中，他在列举自己的理论观点和学术主张时，将“人的经济学”列在首位，而在“修订本”中却将其删掉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苏东斌的心灵深处是不可低估的。

      这样一个“思想断裂”和“思想突变”，集中体现在《选择经济》的著作中。在这里，苏东斌提出了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即“自由而负责的个人选择是劳动者价值创造与实现的基础与条件” ，我们可将这个命题称之为“苏东斌命题”。对于这一命题解释而得出的“基本结论”，即“来自选择的幸福”，我们可称之为“苏东斌的经济学精髓”。“具体地说，第一，古典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新古典经济学所迷恋的是资源配置的优化，而在这里，所探索的则是对个人在经济上幸福的提升。第二，传统经济学的使命是在给定的各种前提与假设条件下，如何进行及时而准确的计算，而这里的任务则是如何去创造与规范这些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假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东斌经济学研究是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传统经济学的“超越”，这是一种来自经济学内部深处的演化，也是经济学“目的”和“使命”的革命。经济学在这里获得了“新目的”和“新使命”。

      “劳动者价值”和“选择经济”之间的断裂关系，表明了苏东斌经济研究内在的持续的超越性。“劳动者价值” 宣告了“经济决定论”的破产，“选择经济”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通道，结束了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传统和进步主义传统。换句话来说，从“劳动者价值”到“选择经济”的超越，表明了苏东斌在经济学的方法论高度完成了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的 “方法论的新综合”。

      从“劳动者价值”到“选择经济”的思想超越，意味着没有什么绝对的经济研究体系，更意味着 “经济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苏东斌在《人与制度》一书中谈到，选择经济的原理也适用于“人类本身的存在”。“至少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可能性，即这门令人乏味的学科的真正含义甚至超越了斯密和李嘉图对它的厚望。我想，这正是‘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就是说苏东斌的经济学显示出来的是“未来的经济学”，是“一种可能意义上的经济学”。这就是苏东斌经济研究的灵魂，这也是苏东斌赠送给我们的最大的精神遗产。

      苏东斌的经济研究，就是这样从故乡的“人生体验”中来，就是这样以“一种可能的经济学”到人类经济学思想史的滚滚长河中去。用苏东斌的话来说，“没有心灵的折磨，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这就是“思想的张力”。

                                                                         （作者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