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

陶一桃:新时代经济特区新使命新作为

2018-05-04  

 


      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社会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而全方位启动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

      34年前的初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考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后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创建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34年后的今天,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战略家的气魄与智慧再次对经济特区做出历史性的判断和新的使命要求:“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上,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可以说这不是事情的巧合,而是现实对历史的呼应,发展对时代的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寄语经济特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握好新的战略定位,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改革开放的实干家。这是经济特区新的战略定位,也是经济特区面临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对经济特区的肯定,是对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肯定,更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所探寻的中国道路的肯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吹响了新征程的号角,指明了中国深化改革的道路,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特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

      回顾我国40年改革开放历史,如果说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担当与使命,那么创建经济特区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为实践这一伟大探寻的伟大创造。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道路形成的角度来看,给予经济特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经济特区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特殊政策的产物,更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现实的逻辑起点,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涵。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特区的创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没有经济特区的示范,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与发展;没有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就无所谓中国道路的探索;没有经济特区率先与引领,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积累;没有经济特区的拓展与创新,就没有实现中国梦的坚实的制度与物质力量。

      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初的政治背景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社会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而全方位启动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彻底摆脱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从而迈上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从中国制度变迁的道路选择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里,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和意识形态的教条,从而自上而下地完成转型社会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从发展的战略上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在一个极“左”思想曾牢牢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度里,真正摒弃“人定胜天”的盲目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荒谬,从而以非均衡发展的方式走上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特区作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同时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征程。从此,中国现代化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模式,更不同于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率先完成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确立与完善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作为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殊政策的产物,在“摸着石头过河”理念下,以“敢闯”“先行先试”“率先示范”的精神与品格率先完成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确立与完善,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由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全方位的社会改革。

      深化改革的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经济特区作为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它的使命依然艰巨,它的作用依旧独特。在探索深化改革的路径方面,在率先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五位一体”战略方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进程方面,经济特区还要一如既往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敢闯”“先行先试”“率先示范”的精神与品格,为新时代新的改革开放的征程提出新理念、开拓新思路、创新新制度、探索新路径、提供新的可以复制的经验与模式,从而降低改革开放的成本,提高制度变迁的绩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特区作为中国道路重要的实践模式和组成部分,作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转型的实践方式,它的实践意义与现实价值是历史性的,它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中国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而发挥着独特作用,并且将继续以不断率先改革,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印证着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以更具辐射力和制度创新绩效的“扩散效应”,带动更广泛的区域协同发展,形成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圈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率先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佳路径选择。如果从制度变迁理论和区域增长理论来看,在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无论典型经济特区、广义经济特区还是自贸区、湾区,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与阶段中,承担着不同的先行先试使命,从而实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项制度安排。

      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非均衡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大国里,完成社会转型,从而实现全面发展的制度绩效最佳、成本代价最低的路径选择,尤其对于降低改革开放的试错成本而言,更是如此。当年以建立特区的方式开启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主要在于降低改革开放的政治风险和试错成本,之后的各类特区的建立则更多的是以政策的力量培育经济增长极,并通过“回程效应”、“扩展效应”和“涓滴效应”的释放,以制度示范制度,以区域带动区域,并以先行先试所形成、积累的增长极,逐步带动、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与全面发展。

      深化改革的今天,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经济特区将继续作为政策高地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极,在不断产生更加具有竞争力的“集聚效应”的同时,以更具辐射力和制度创新绩效的“扩散效应”,带动更广泛的区域协同发展,形成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圈,从而不断改变、形成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版图,从非均衡发展入手,实现均衡发展共享富裕与繁荣的目标。

      
      从这里走岀去的不仅仅是商品、资本、技术,还应该有制度、文化和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与胸怀,还同样包括可供借鉴的制度、规则和对分享发展理念的友好认同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还是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唯一窗口。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逢包括香港在内的“四小龙”产业更新换代与结构调整。如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香港以加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及时而又恰如其分地落户于亟须制造业的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可以说,区域间产业的梯度转移从来都不是纯物质的物理移动。如当年刚刚创建起来并急迫寻找发展机会的深圳,在承接香港产业链条的同时,也必然把资金、技术、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一并渐进转移到了这座成长中的年轻城市之中。正因为承继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产业更新链条,深圳不仅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成本,提升了起步的台阶,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向市场经济学习的成本,并确定了外向型经济的特征。而且“输入”的加工制造业,还以其派生需求催生了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这对全国都是一种示范与引领。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没有改革就不会有开放,然而没有坚定不移的开放,深化改革将失去的不仅仅是外在的推动力,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的原动力——国际竞争力与大国地位。

      深化改革的今天,在中国社会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进程中,尤其在落实十九大报告所提出来的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目标实践中,特区和那些不同时期承担不同使命的经济特区的不同拓展形式,还要继续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与平台。从这里走岀去的不仅仅是商品、资本、技术,还应该有制度、文化和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与胸怀,还同样包括可供借鉴的制度、规则和对分享发展理念的友好认同。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富有制度绩效和卓越成就的窗口,不仅还要在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继续发挥率先引领的作用,而且还将会以不断创造的中国奇迹把特区的窗口擦得更亮。

      
      经济特区要继续“敢闯敢干”“先行先试”,提供可以复制的经验

      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沿着“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前行的。“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就是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中,始终保持党对社会转型的绝对领导权;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首先让人民直接感受到变革的实惠,激励人民参与改革的热情和对改革的支持;在改革原有体制的同时,给旧体制留出逐渐退出的时间;在推动社会改革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力量,减少制度变迁的时滞。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经济特区成功的实践证明,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潜能;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以全方位改革为方向;以发展经济为着眼点,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非均衡发展为路径,以协调共享发展为宗旨的这一改革的逻辑路线是正确的。

      深化改革的今天,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面临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社会运行规制、全民共享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营建及法治社会建设等一系列深化改革的大课题,经济特区还要继续“敢闯敢干”、“先行先试”,提供可以复制的经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不仅以其自身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自身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而且还探索出一条转型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借鉴的发展方式。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是对人类文明的认同过程,又是为世界提出中国智慧的过程。这一过程承载着一个民族独立自主谋求富强的美丽故事,更体现了改革开放倡导者、领导者们探索的胆略、自我革命的勇气、历史性选择的智慧与民族担当的情怀。

 

(本文转自《深圳特区报》2018年5月8日C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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