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复兴”什么？（之二）

2013-12-20 作者：苏东斌

第二，毛泽东1975年的判断：“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为什么一百年前孙中山已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到了1976年中国大陆经济还能居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呢？这决不能简单归于毛泽东一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应当反思：从而认识到不彻底批判，两千多年的封建理念、儒家道德是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
我在1995年“理性的浪漫”[①]的一文中引用日本大政治家，曾任7年首相的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经典话语：
外国文明的输入很容易破坏本土社会、文化和精神上的统一。在德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艺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对付这种破坏的公式。
但是，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受倡导的文明原本是一个统一体，很难只单单采用它的科学文明技术。如果要采用西方先进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修建配合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进一步地为了使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就必须让构成它基础的经济活动能够得到顺利进展。
过去的儒教伦理将追求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产生了矛盾。因此，想要拥有军舰就必须影响到该国的文化。
然而，就算业已输入西方国家的科学文明技术，要吸纳其政治观点、思想方法等形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些所谓的价值体系，如果没有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地创造它，那么，努力改革的东西就不能够成为人们一种真实的道德基础。
所有的文明都包含着冒险精神。当明治时期日本人面临外来文明的压力与陌生，他们无所畏惧地放弃了自己的喜好，吸纳了外国的文明。[②]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①] 苏东斌：《毕竟走出来了》一书序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吉田茂：《百年激荡史》陕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