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复兴”什么？（之三）

2013-12-20 作者：苏东斌

我当时的结论就是，改革决不是再搞一场新的洋务运动，它是一种制度创新，一种文化变迁。工业批量产品难以呈现人的光彩与个性，正如爱并不是做出来的一样，因为爱并不是一种技术。生命的原创力来自生命的深处，来自人格的内蕴。文化不能批量生产，感情尤其不能程序化进行。[①]
中国的改革应如邓小平讲的是“第二次革命”、叶剑英讲的在中国应“反对四人帮所代表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胡耀邦讲的“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能在宪法内享有最大的自由”《胡耀邦年谱》（1975-1989年第383页），所以，只有扫除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封建性制度障碍，才能加快社会转型。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无论“特”到什么程度，说到底，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一切成就都是体现与遵循着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反之，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与矛盾也都在于背离了这两点。可见，有的人大批“普世价值”，这就遭遇与国际社会缺乏共同语言从而更加容易使自己孤独与尴尬。因为现代化总有些人类共同的基本要求，它不是一张可随意选择的菜单。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①]苏东斌：《毕竟走出来了》序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