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苏东斌的思想贡献

2013-12-24   作者:杨龙芳

       【编者按】 苏东斌教授:曾任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现代政府的经济行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选择经济考察述要》《人的经济路径》等28部具有较大学术影响与价值的学术著作,有19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12年病逝,享年68岁。
       苏东斌教授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他那向死而生的人生总是昭示着我们,写作是他的天职,自由是他的天性,思想是他的贡献。

       一、龙江学派的集大成者

       苏东斌于1945年出生于哈尔滨,6岁随母亲迁至鸡西的煤矿小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求学年代遭遇“文化大革命”,蒙受罹难,被定为“反动学生”,并被惩罚性地分配回鸡西,经历艰辛苦难。1978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苏东斌就在鸡西的夜空下开始对经济问题进行深层思考,这是苏东斌的业余爱好。1978年至1979年12月,苏东斌公开发表了《经济建设中的一条根本规律》,《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要十分重视社会消费问题》三篇重要论文。在三篇论文中,苏东斌直面现实,提出了如何估计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如何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到底应该如何衡量社会主义经济等基本问题,苏东斌分别提出了价值规律是“经济建设中的一条根本规律”;“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说到底,还要从马克思主义初始结论的核心去寻找指导思想,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中去寻找具体根据”;“检验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根本标准是社会消费水平”。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充满智慧的警句名言,具有极强的思想震撼力。苏东斌在谈到经济学时呐喊道:“经济学说到底就是节约学,价值学;否则就是浪费学。”
       苏东斌的经济学研究成就很快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被正式调入黑龙江省社科院,开始了他经济学研究的职业之路。改革开放之初,黑龙江地处边缘,思想却异常活跃,以熊映悟为代表的龙江学人,极为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苏东斌是这个学派中较年轻的学者,他思维敏锐、分析娴熟、立论高远,很快崭露头角,成为龙江学派的集大成者。苏东斌以社会主义生产的个人目的为突破口,另辟溪径,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经济学成长之路。苏东斌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1987年5月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科学》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劳动者价值》的论文,公开提出“劳动者价值”概念。同年12月,苏东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中全面地阐释了“劳动者价值”概念。劳动者价值就是社会主义商品济中劳动者所应当充分实现的经济需要。劳动者价值的内涵由经济质量、经济身份、经济需要和经济确认构成,劳动者价值的外延就是劳动者所应当获得的全部经济收入。苏东斌作为龙江学派集大成者的另一贡献就是提出了新社会主义论。“新社会主义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超越。“我的观点是:严格地讲,不是初级阶段,而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在苏东斌先生看来,中国正处于由“国家社会主义”走向“公民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新社会主义的目的功能是通过宏观调控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与民主政治制度来实现的,商品经济权力化就是商品经济封建化,社会主义改革绝不是搞一场新的洋务运动,民主政治的要求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实现。这意味着新社会主义是一种整体演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苏东斌的新社会主义论在龙江学派的影响是深远的,熊映悟先生曾在世纪之交展望中国时就大谈苏东斌的新社会主义论。
 
       二、政治经济学的守望者
    
       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深地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命运,特别是影响了中国学者的命运。经济学可能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粘连最紧的学科,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尘埃落定,绝大多数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西方经济学,并最终远离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队伍,能够坚持到底并一生守望的政治经济学者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我们可以说苏东斌却坚守了终生。苏东斌总是能赋予政治经济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1988年苏东斌在《学习与探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时代对政治经济学的再批判”的文章,这是一篇仅7页的论文。2002年,苏东斌主编《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再一次以“时代对政治经学的再批判”为篇名,将7页的学术论文演变为长达98页的长文。2003年4月,苏东斌以“制度的魅力”为题,将长达98页的长文变成178页的长篇宏论。2006年,苏东斌将“制度的魅力”一文演化为长达1436页的宏大巨著《人与制度》。这篇文章的变化表明苏东斌对同一问题连续思考的时间跨度长达18年,这意味着苏东斌对政治经济学的坚守是多么的执着。
       苏东斌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首先在于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展为价值三论,即“概念论”、 “决定论”和“实现论”。从概念上看,应从“价值论”转化为“财富论”;从决定上看,应从“劳动价值论”转化为“要素贡献论”;从实现上看,应从“价值论”转化为“价格论”,而“价格论”的实质是要素所有权的实现,剥削应视为超经济收入。苏东斌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从史论的高度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现代化道路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与市场济的关系、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思想多元与普世价值的关系等重大关系。在这些关系的认知上,苏东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对人的轻视和对自然的践踏是全部不和谐因素的终极原因;中国现代化决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国有经济是一种国家现象,它与任何“主义信仰”和“基本制度”无关,私有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它既不是生产力低下的产物,更不是向国有经济的过渡趋势;从“资本雇佣劳动”到“劳动雇佣资本”是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民主政治如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有程度与方式的不同,没有阶级与主义的区别;缺少市场经济的民主必然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人类的思想本来就是因为多元化而动荡的,其正确性需要超越和证明,但这不排斥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认同。
 
       三、特区经济学的开拓者
    
       苏东斌在守望政治经济学常识的同时还常常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特别是他于1993年的秋天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一个主体就进入苏东斌的精神世界。苏东斌写了大量关于特区发展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前沿专题》、《中国经济特区导论》,主编了《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和《曾经沧海:深圳经济体制创新考察》。在这些论著中,苏东斌有力驳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严格地讲,商品经济是不能计划的,如果仅指国家宏观调节,那么现代经济都具有这功能。”在这里,苏斌先生以否定思维的方式表达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绝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苏东斌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绝不可缺少劳动力市场,这足以显示出苏东斌内心深处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信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苏东斌后来的“改革”、“开放”一元论。1992年,苏东斌多次重申他这个著名的论断。“从根本讲,‘改革’就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也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延伸罢了。”基于这个根本结论,苏东斌全面地探讨了经济特区存在的根本原因、时代使命、现实基础、发展要义、成功因素、历史性贡献、深层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苏东斌在解释和分析中赋予经济特区以自由的要义,他在《中国经济特区导论》的序言中就深圳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时谈到,“我们必须借鉴英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对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冲突,城市与道德文化的冲突,城市与阶级阶层的冲突及政府与市民的冲突等‘城市病’给予充分的社会预警。但是,毋容置疑的是,真正的幸福只能存在于法治社会的大环境中。……这也许就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吧!”苏东斌赋予未来经济特区发展以自由价值导向是何等深刻,值得我们深思。
       苏东斌的经济特区研究贡献还体现在他拓宽了经济特区研究的范围,主编了《台湾香港澳门经济史略》、《共享的价值:澳门外向型经济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这些著作中,苏东斌将经济特区的研究范围拓展到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这是一个极富有智慧的学术远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个见解会更加充满智慧的光芒,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四、理论经济学的探险者
 
       经济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其发展也充盈着无数的糟粕。经济学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偏离人的传统,这在李嘉图的经济著述中已经很明显,而这种恶习在苏联式的经济学中最为严重。中国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经济学影响下形成的,不仅保留了这种偏离人的传统,从理论基础到基本结论都带有极强的独断论色彩。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学遗产,苏东斌从一开始就不是满足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而是上升到“文化批判”,最终走向“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这是苏东斌理论经济学理性探险的基本轨迹。
       基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深层文化批判,唤醒了苏东斌心中构建经济学理论的“理论自觉”。1985年,苏东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人道主义重构,提出了人的经济学假设。“有什么样的人类创造力,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历史的人们都具有创造精神,”“人的创造力,其实就是在强调社会生产力,”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规律”,这就是苏东斌先生对“人的经济学” 的最初表述。1988年,苏东斌在《走出贫困》中进一步阐释了“人的经济假设,” 重申“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并指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个人选择”、“企业实现”和“社会调节”。1992年,苏东斌出版了《现代政府的经济行为》,分析了“劳动者价值实现的宏观条件”。这似乎意味着苏东斌完成了重构经济理论的全部任务。但这却仅仅是一个表象。
       苏东斌的理论经济学批判并没有半途中止,而是上升到彻底的经济学批判,最后回归到个人主义这个经济学的原点之上,并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苏东斌从早期的“人的经济”跳越到晚期的“选择经济”,这是他自己的思想超越,也是一次真正的“思想突变”。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选择经济述要》,这是苏东斌著述的精华,这本著作经过修订,人民出版社以《选择经济》为书名再版两次。在这本著作中,苏东斌提出了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即“自由而负责的个人选择是劳动者价值创造与实现的基础与条件”。对于这一命题解释而得出的“基本结论”,即“来自选择的幸福”。“具体地说,第一,古典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新古典经济学所迷恋的是资源配置的优化,而在这里,所探索的则是对个人在经济上幸福的提升;第二,传统经济学的使命是在给定的各种前提与假设条件下,如何进行及时而准确的计算,而这里的任务则是如何去创造与规范这些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假设。”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东斌的理论经济学回到了个人主义传统之上。如果说人的经济学假设是以“经济人道主义”为“基石”,那么“选择经济”却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理论。苏东斌认为“差别性与多样性是宇宙间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也就是选择经济的最终依据。”“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来自宇宙的本性和天理,应得到充分肯定和尊重。由于差别性与多样性的最基本单位并不是国家和民族而是个人,所以尊重每个人的经济自由,即尊重每个人的经济选择,也理应构成人类的天性。那么,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人类的多样性存在就是选择经济的基石”。概而言之,“选择经济”的理论基石就是“个人主义”。正是在经济学这颗大树的生长原点上,苏东斌的理论经济学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总体超越”,这是一种来自经济学内部深处的演化,是经济学“目的”和“使命”的革命。经济学在这里获得了“新目的”和“新使命”。这正是苏东斌理论经济学的真正贡献。
       苏东斌的经济思想,是他作为思想者的智慧结晶,它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追忆,而是常在。人类的思想可能是短缺的,但思想本身却不可能是孤独的,思想总是在交流中得到延续,并升华为精神,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