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术而生 求学术之真

2012-10-18   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沈清华 马 璇

      今天是教师节,让我们走近一位特殊的教师和学者——他是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经济学家苏东斌,虽然已经逝世3个多月,但深大师生和他的亲属朋友接受采访时,仍然哽咽难言,甚至失声痛哭。

      在他的身后,留下的是28部学术著作,是深大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三次飞跃,是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是率真坦荡能言敢言的人格魅力,是与癌症病魔抗争创造的一个个奇迹……

      “有人说,广州有一个陈寅恪,人们就不敢小视广州文化。我想说,深圳要多几位苏东斌,深圳文化的影响力就会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忠如是评价。

      上篇:献身学术

      宁要浓缩而充满光芒的一生,也不要碌碌无为的长寿。——苏东斌
      人为什么活着?任何一位了解苏东斌的人,都知道他的答案:学术。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教授和苏东斌相识20年了,她这样评价这位学长:“苏教授是为学术而生的,学术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即是学术。”

      工作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在女儿苏芷庭的脑海里,“定格”的父亲形象只有两种:一个是用剪刀剪辑资料,另一个是伏案写作。

      苏东斌是有名的工作狂,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根本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即使离开办公室,日常生活中思考的还是学术和工作。他外出想问题,睡觉想问题,甚至上厕所也在想问题。他很多地方都不认识路,外出时总是妻子或女儿走在前面,他机械地跟在后面边走边想问题。有时脑子里冒出了火花,还让家人帮助记录下来。

      至于晚上想问题有了灵感,深更半夜爬起来奋笔疾书,更是司空见惯。

      对学术的专注和痴迷,让苏东斌在生活上甚至闹出不少笑话。入住南山滨海之窗小区的新家之后,一天,老家哈尔滨来了一位朋友,从外面吃完饭,妻子特地提前回家开空调,可等了好长时间丈夫还没有回来,于是跑下去找,发现苏东斌正和客人在下面转圈呢。此时搬入新家已有半年之久,他居然还记不住自己住在哪个门洞!这件事被传开后,很多人半开玩笑地说,这和大数学家陈景润有得一比。

      2007年癌症确诊之后,家人为了让他能多休息,晚上逼着他看电视,他总是边看边叹惜:“太浪费了,这是多好的时间!”从今年2月底病重去北京治疗,到5月20日逝世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想的和做的,还是工作和学术。

      “一到北京301医院,父亲就昏迷不醒,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们都在北京给他准备后事了。中间有一阵子他的状况居然渐渐好转。只要处于清醒状态,他就忍住疼痛,开始工作,给同事和学生打电话,谈书稿写作,谈学科建设,谈读书学习。有时甚至是摘下氧气罩做这些事。”苏芷庭说,在住院的那段时间,她和妈妈轮流给父亲读报,读到他认为重要的,还要剪下来分类放好备用。“有次读到一篇纪念泰坦尼克号失事100周年的文章,父亲显得非常激动。他说,沉船上所展现的伟大人性太美了,一定要写进自己的一部专著里。”

      这里所说的专著,就是已经和中国经济出版社签约的《现代经济思想通论》一书。当苏东斌去世时,同事在他家书房的办公桌上发现,除了一叠写满该书提纲的稿纸外,还有几袋收拾整齐的相关资料。在去北京治病的前一天,他还在认真修改提纲。

      “住院期间,我去北京看望,他居然没有谈自己的病情,首先问的是我正在写的一本著作的情况,还有给研究生开课的事情。”年轻的同事章平博士说,无论什么情况下,苏教授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去医院看望时,苏东斌关心的也是学术界动态和全国“两会”热点。

      “父亲就像一名战士,在学术的战场上,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苏芷庭说这话时,眼里含着泪水。

      患癌5年完成4部著作

      苏东斌1944年出生在哈尔滨市,是典型的东北汉子。1993年,经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推荐、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孙维本批准,他从黑龙江大学调入深大。他给人的感觉总是精力充沛,身体特棒。没想到2007年10月,在腰痛大半年之后,在北京的医院确诊患了骨癌。

      “当时我们全家几乎都崩溃了,可父亲很快就从震惊恢复到了正常。”苏芷庭对此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她说,自己很认真地问过父亲,当知道患上癌症之后,内心打击有多大,回答是:只打击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心态就调整好了。

      从北京做完化疗回来,他没有把患癌的事告诉单位任何同事,仍然和往常一样,每天紧张而快乐地工作着。后来又十几次去医院化疗,他一直瞒着实情。有时在办公室别人看他痛得厉害,他总是告诉说:“腰痛的老毛病又犯了。”

      2010年8月下旬,深大理论经济学申报国家文科一级学科博士点进入最后阶段,作为深大该学科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苏东斌为此付出了全部时间和精力。钟若愚教授清楚地记得,在答辩的前一天晚上,苏教授还在广州的宾馆里对着PPT反复做陈述演练,直到深夜。第二天答辩非常精彩,结束时苏教授大汗淋漓,加上突然下雨,钻进车时浑身上下几乎湿透。回深圳的路上他显得有些烦躁,大家知道他在急切地等待结果。当车子行驶到深圳机场附近时,广州来了电话,说他们高分通过。“顿时,他泪流满面,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钟若愚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十分感动,几度哽咽。他说,苏教授对学科建设倾注的感情太多太深了。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胡培兆教授认为:“没有苏东斌,就没有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他不仅是深大理论经济学科的一面学术旗帜,更为这个学科点的申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智慧与健康。”

      在学科建设取得突破之外,患癌症的5年时间里,苏东斌还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时间赛跑,先后推出了高水平的4部学术著作:2007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制度人假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我讲<国富论>》(合著);2009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201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经济特区导论》(合著),总字数达200万字。

      “即使是健康的学者,5年时间能在学科建设和著述方面有这么多成就,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何况苏教授还是一位60多岁的癌症患者!”钟若愚10多年前就跟随苏东斌攻读硕士,毕业后又一直在一起工作,可连他这样亲密的人也是在今年3月才知道恩师患的是癌症。钟若愚认为,苏教授不把真相告诉大家,一定是怕大家劝他休息,从而“影响”他的学术工作。

      “父亲经常说,宁要浓缩而充满光芒的一生,也不要碌碌无为的长寿。”苏芷庭说。

      中篇:学科领军

      一位有良知的学者,就是要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来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苏东斌
      对苏东斌学术上的成就,业界高度评价。蔡继明教授认为,苏东斌的逝世是“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和特区研究的重大损失”。他说:“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理论研究的开拓者,深大理论经济学科的奠基人和领军人物,苏东斌一生都在为人的尊严、自由而呐喊、奋斗。”

      著作等身深具“敢闯”和“创新”基因

      胡培兆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苏东斌的情景:“1986年9月,这位北大高材生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主持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的发言,语惊四座,引起与会者的热烈争论。他的飘逸仪态、横溢才华、雄辩胆识,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87年,苏东斌提出了“劳动者价值”概念,由此,长期以来“人”的踪影一直被“物”所淹没的格局,开始被“人”的理论体系所冲击,使“人”在经济学中崛起。此后,他一直探索着对“人”的经济研究,又出版《人与经济》、《人与市场》、《人与制度》,充分论证“人”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他是一个充满良知的经济学家。”深大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教授告诉记者,很早苏东斌就通过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体制,大声疾呼市场体制,坚定不移地主张改革。他还通过研究市场改革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期待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状态。

      苏东斌调入深大担任特区经济研究所所长以后,学识与潜能更像涌动的地火终于喷发一样,名篇佳作,连连面世。在中国特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改革开放经济思想等研究领域均卓有建树。

      他是一个有“敢闯”和“创新”基因、深具前瞻性的学者。早在1995年,他就开始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的问题,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理论文章,指出“内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内在因素”。1999年,他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选择经济”的精髓,指出制度极为重要而制度则是由人来选择的“选择经济”不仅会带来财富,而且一定会增进自由。他因此得出了“幸福来自选择”这一基本结论。

      早在10年前,他就认识到高科技的发展将会给社会变革带来巨大的影响,并公开提出了“货币瓦解公社,网络崩溃集权”的思想。

      今年2月,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他又提出“不能把转型时期的过渡形式当作改革的目标模式”,建议深化改革,早日结束“半计划、半市场”的过渡局面,早日完成市场经济制度的真正确立。

      此外,他的“以开放促改革”、“公正创造和谐”等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以及“目的论”、“两个检验标准的逻辑统一”等思想方法在中国思想界都有一定影响。

      苏东斌一生出版了28部具有较大学术影响与价值的学术著作,是真正的“著作等身”;他有19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中国学术界十分少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认为,苏东斌的经济学理论在学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每一篇论文都焕发着献身改革的气息。同任何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一样,他身上也体现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秉性。

      深大老校长蔡德麟教授说,苏东斌以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证明,深圳不仅可以在应用理论研究方面走在全国前面,在基础理论研究上也能独树一帜。

      带领团队创下多个“第一”和“唯一”

      苏东斌加盟深大之后,深大理论经济学的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演奏出激昂而跌宕的“三步曲”乐章。

      第一步:1996年,“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国家教委授予的深圳大学首批三个硕士点之一;第二步:2006年,该专业“升级”为二级学科博士点;第三步:2011年,“理论经济学”再次“升级”为“一级学科”博士点。“三步曲”的每一步,都是深大文科学科点发展中的“第一”和“唯一”。其中,2001年“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还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胡培兆评价说,对一个建校不到30年历史的新大学来说,经济学科建设有这么骄人的成绩,令许多老大学瞠乎其后。创造这个“奇迹”,苏东斌功不可没。

      许多师生都说,苏东斌是深大流汗最多的人。同事们都知道他一年中至少有8个月衣服经常都是湿的,特别在夏天,他经常是汗如雨下,看得周围的人都很担心。刚到深圳,苏东斌有一天居然洗了10多次澡。这不仅因为苏东斌偏胖,本身怕热,更是由于他每天不停地工作。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干就干,习惯把一般事当成急事来办,效率极高。

      作为学科奠基人和领军者,苏东斌和同事一起,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勇气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高地。刚开始,研究所只有2名研究人员和1名打字员。在他的努力下,人才队伍梯队扎实地建立起来,如今已有教师和研究人员12人,其中正教授5名。他带领大家在国企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经济特区的改革和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成为奏响“三步曲”的最坚实基础。

      下篇:魅力人格

      从长远看,我们都会死去,但是,只要作为经济学家,就只能投身于时代,关注现实,从而创造出一个真实的思想来。因为,真实就是一切学术的生命。正如俄罗斯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苏东斌

      苏东斌在学术界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不仅是他的学术贡献,还在于他个性鲜明,有非凡的人格魅力。陶一桃非常敬重这位学长:“他是一个接触过就不会让人忘记的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敢说真话、为人坦荡的学者,又是一个乐观、幽默,很有人情味儿的学长。”
敢说真话为时代立言

      “敢于说真话”是学界对苏东斌的普遍印象。与他相交30年的老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研究员向记者讲述了苏东斌的一次“发怒”。

      25年前学界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反思旧体制时,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过去犯的仅仅是一种“超阶段”的错误,仅仅是“操之过急”,“走快了”。面对这种观点,苏东斌直言反驳说,中国的传统旧体制弊端并不是什么“走快了”,而是“走弯了”。反驳直指要害,神情近乎愤怒。这种“愤怒”让王振中深受震动。“我明白了他对改革开放大业如此投入的原因:‘厌观流俗,奋勉修身’,只因为他作为一个学者经世济民的灵魂。”

      “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2006年6月,时任深大校长章必功教授,在苏东斌创办的《建议活页》创刊10周年时,以孔子名言深情寄语。

      1996年,苏东斌为了承担研究所评判现实焦点、仅供领导决策参考的学术责任,决定搞一份不同于“报告”、“咨询”的内部刊物,“想表达一点对社会有益的声音”。他创办了《建议活页》,并确立了“一家之言,三言两语,理论色彩,内部争鸣”的十六字方针。

      从1996年至今的16年来,这份《建议活页》一直没有中断过,如今早已成为中心的学术品牌,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苏东斌是主要作者,大部分内容都出自他之手。“冲破‘人身依附’、确认‘人才流动’”、“在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上,还必须关注‘法治’与‘民主’两个问题”、“没有廉洁官员,哪来廉洁城市”……文章多数不过千字,却字字珠玑,表达着他对特区发展的深切关注,展现了一名学者理想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精神品质,以及求真求实、捍卫真理的热情和勇气。

      袁易明告诉记者,几年前市里一位领导看到《建议活页》上苏教授一篇文章,不同意他的观点,专门打电话给他表达看法。苏教授认为自己的观点经过深思熟虑,不仅当时没有承认自己“错了”,反而随后还交待工作人员,当期的《建议活页》要扩大送阅面。

      苏东斌曾任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民盟副主委,积极参政议政。袁易明说,苏教授在各种场合针对深圳发展问题特别是制度改革直抒己见,讲话充满了真知灼见。他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主张,特别是年轻人;对于不同的观点,他会据理力争,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对于领导,他从不奉承,如果不同意领导的观点,他也会耐心指出来。因此,在很多场合,苏东斌都是最受欢迎的大学者之一。

      博学多才有情有趣

      认识苏东斌的人,无不被他的博学多才感到震惊。

      “他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好像没有什么能问倒他。他能信口告诉你哪段话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几卷,他能随口说出哈贝马斯的名言,他能从堆积如山的书海里很有秩序地找到自己或他人想要的一本书,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陶一桃对苏教授的博学印象深刻。

      平时若无博览群书的修养,焉能如此饱学娴熟?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苏东斌一生不用手机,不会用电脑。他在电脑班学习时,曾花费五六分钟时间才在屏幕上打出“我很笨”3个字,那也是他自己在电脑上打出的唯一的3个字。

      他的治学方法非常“古老笨拙”,就是读书和剪报,以及“拼命三郎”式的坚持与勤奋。每次到北京,苏东斌再忙也要去逛书店,然后寄回来一箱或几箱书。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列出30至40本国内外最新出版的新书单,让学生帮忙在网上购书。他每天要看十几种报刊杂志,并把他认为有用的文章用剪刀剪下来,分门别类地收藏好。他看过的报纸大多“衣衫褴褛”,了解并熟悉他的人早已见怪不怪了。

      苏东斌对书的痴迷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家中两个书房的四周书柜里密密麻麻、层层装满了书,家人也不知其数,估计至少有万余册;深大办公室内也摆了3000多册书。他的所有书柜都加层到屋顶。这位记不清自己家门牌号的老人,却对每一本书了若指掌。

      因为担心别人碰自己的“宝贝”,有一段时间,苏东斌把家中的书房都锁了起来,经家人“抗议”后才打开。有一次,苏东斌的大女儿想看其中一本书,因为父亲当时不在家,便向母亲借走了,母亲后来忘了,没向苏东斌提起。没过几天,苏东斌居然发现有书“失踪”,而且还准确地说出了书名,令家人惊叹不已。

      苏东斌的身上,不但具有读书人的高洁品性,而且真诚善良,乐于助人。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宛如慈父。钟若愚告诉记者,恩师选学生从不看背景,只关注学生的才华。他利用有限的学科建设资金为学生配置电脑,还经常带领他们去广州、香港买书。他经常自掏腰包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有时为了照顾孩子们的自尊心,他把资助做得滴水不漏,比如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就为他们发放“报酬”。

      深大很多老同事都知道苏教授被骗的一件事:1993年苏东斌刚来深大时,学校有一名保安跟他说老家发洪水,需要5000元救急。苏东斌二话不说,就将自己的稿费凑了5000元借给保安,结果保安一去不返。别人问苏东斌是否后悔,他半开玩笑地说:“被穷人骗也是一种幸福。”

      苏东斌曾经这样形容自己:“我不聪明,有时甚至极为迟钝。我不生动,常常活得极为呆板。”他曾在自我小传中描述学术生涯:“一支笔、一盏灯,死一般的寂静,神一样的玄奥。”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苏芷庭曾经这样问父亲:“您觉得一生幸福吗?”苏东斌回答:“非常幸福,在书的海洋中其乐无穷。唯一遗憾的就是好书太多了,看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