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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实|《美国亚洲内陆研究二元中国认知的东方学源流》

2020-11-28   作者:ccsezr

        2020年11月26日晚,应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邀请,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一带一路研究》学术集刊执行总编恽文捷老师以《美国亚洲内陆研究二元中国认知的东方学源流》为题做线上专场讲座。本次讲座为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内亚/中亚专题研究”系列讲座的第6讲,讲座由欧亚文明特色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杨子桐主持,吸引了包括欧亚班在内的校内外有志于内亚/中亚研究的师生90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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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伊始,恽文捷老师以2020年11月13日美国布兰戴斯大学事件为切入点引入对美国亚洲内陆研究二元中国认知的东方学源流的探析。恽老师提出,美国的“内亚说”源于欧洲东方学对传统亚洲的认知。
       首先,恽老师深度剖析了二元中国认知的起源--希腊罗马时期的“Scythia-Serica-Sinæ-India”亚洲观。著名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把北高海(Mare Caspium,即里海)和波斯以东的亚洲地区从北到南划分为“Scythia”、“Serica”、“Sinæ”和“India”。基于对托勒密所绘制的地图等证据的分析,恽老师总结道,希腊罗马时期构建起来的亚洲观仅是欧洲人基于传说对亚洲的想象。
       随后,恽老师讲解了中世纪晚期至19世纪欧洲的“Tartaria-China(Cathay)”二元中国观。中世纪晚期,由于受到蒙古西征的冲击,欧洲开始构建起新的中国知识与东方想象。明清时期,在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作用下,“Tartaria-China”二元论得到了发展;利玛窦等人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论述里,从地理空间、生活方式、人种、文化和政治关系等多个角度讨论了“Tartars”和“China”的对立关系,并根据元明清三朝历史构建了“Tartars”征服“China”的宏观叙事体系。
       从19世纪初起,欧洲的东方学界开始建构以“Central Asia-China”为标志性术语的知识体系,以取代他们认为不够“理性”和“科学”的“Tartaria-China”二元中国观。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Tartaria”这个词汇源自中世纪末欧洲对蒙古帝国的道听途说,数百年来时过境迁,其所指已经非常不准确;此外,作为术语其混合了种族、地域、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多重内涵,难以用于追求“科学”和“精确”的近代地理学;另外,该名词难以与近代欧洲地理学中以“亚洲”为代表的一系列术语相协调,容易造成认知错乱。于是,在平可顿、克拉普罗特和洪堡等学者的努力下,欧洲学界建立了“大中亚”认知,并在俄国征服中亚汗国后建立了以俄属突厥斯坦和中国新疆为主的“狭义中亚”概念。
       同时,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推动下,欧洲各国的东方学会和地理学会加强了对中国和亚洲的探查与研究。他们根据殖民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China”的地理与文化范围。平可顿在1806年开始使用“China Proper”一词,将其等同于中文的“中国(Tchon-Koue)”,用以指代长城以南,西藏以东地区)。欧洲的东方研究者意图有二:一是将清朝国家治理的制度差异放大为政治、经济乃至主权差异,仅将十八省当成中国本土,而把藩部和属国等同于欧洲所谓“殖民地(Colonial Possessions)”,以便用欧洲的国际法和国家理论来论证鼓动清朝藩属独立的合法性,并落实于对华交涉之中;二是用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来分化中国的民族和宗教关系,将汉、满、蒙、藏、回视为可以分别构建近代欧式民族国家的族群基础,以便对中国“分而治之”。这些基本观念充分体现在欧美东方学家有关中国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研究著作中。部分日本和中国学者模仿欧美,在绘制中国地图时将“China”翻译为“支那”或“中国本部”,遂把西方的中国观输入中国。更进一步,一些日本学者和军国主义者弃“中国”一词不用,转而拿欧洲“China”之所指替换后的日本汉传佛教名词“支那”来指代中国,从而使“支那”与“满洲”和“蒙古”等地理概念并列,构成了日本侵华话语系统。
       紧接着,恽老师为大家解析了美国学界的“Inner Asia”建构。1996年起,美国出现所谓“新清史”研究群体,他们利用“内亚研究”注重“游牧文化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掺入美国后现代族群和身份认同等政治理论,力图在西方世界史语境里发掘元、清等所谓“非汉王朝”的“内亚草原帝国(Steppe Empires)”特性,以便解构欧美汉学中的“汉化论”和《剑桥中国史》中偶尔表达出的“中国中心观”。
       最后,恽老师总结道,“内亚说”是新大陆欧亚视角和西方地缘战略理论的衍生品,它强调“文明分野”和“游牧文明区”的独立性,体现美国学界对亚洲大陆可能出现政治和文化联合的防范心理。基于此,恽老师进一步点明,从晚清开始,中国学术的“拿来主义”造成部分学者对西方学界“二手知识”的过度依赖。恽老师批判性地指出,中国的边疆学和世界史构建应加强对外来术语与理论的甄别,且更应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逐步改变。
       互动环节,恽老师耐心解答了听众们的问题,令大家获益匪浅,此次讲座获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