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社科院老同事追忆苏东斌教授
“他在黑龙江省社科院工作时，就是一位出色的学者。”
“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他能长期沉下心来做学问，尤其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实在难能可贵。”
最近，本报记者来到苏东斌曾经工作十余年的黑龙江省社科院，采访了他当年的部分同事，在他们眼中，苏东斌的为学为人都是楷模。
在学术研究上眼光超前，具有质疑和批判精神，对正确的东西坚定捍卫，绝不当“墙头草”
已退休的金增林曾多年担任苏东斌所在部门的负责人，但说起当年的往事，金增林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988年国家要开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大会，要求各省准备材料。苏东斌和金增林跟随黑龙江省调研组前往齐齐哈尔特钢厂，实地调研了3 天，大家都非常兴奋，这个厂的承包经营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实际效果都非常好。调研组还未离开钢厂，调研报告已经写出来了。正要把报告上交时，苏东斌突然提出，还要增加一部分内容并加班加点把新增部分写了出来，金增林一看，发现新增主要内容都是在分析承包制的不足，最后的结论是承包制只是国企改革的过渡形式，而不是目标。“这不是把整个报告否定了一半吗？” 虽然心里为之叫好， 但此事重大， 金增林把报告送给三位带队领导。结果是一位坚决反对， 一位不置可否，一位表示支持。报告被上交省里定夺后，这份报告被带到了北京。会上受到高度肯定， 并被作为大会重点材料分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观点完全正确，但当时一般人很难看到这点。”
苏东斌非常反感那些抄来抄去、人云亦云的所谓专家并认为，学者的研究就是要有预见性，批判性，敢于质疑，这样对政府决策才有参考价值。
“他思考深刻，见解独到，富有远见，但也经常因此吃亏。”金增林说，他的有些看法和观点不被理解，甚至受到某些人的批判。一次院里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说他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有一个观点错了，让他检讨。苏东斌听后反问：“这个观点和邓小平文选里的观点总体上是一致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说完，他愤然地走出办公室，把门“嘭”的一声关上，让在场的金增林捏了把汗。
苏东斌当年在社科院综合理论研究室工作，金增林调到该室担任主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这位新来的主任不冷不热。后来金增林才知道，他担心来的是位“小官僚”，后发现也是搞学术的，两人关系立即拉近，变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追求学术自由，探索真理，并坚定地捍卫真理，苏东斌个性铮铮。”苏东斌多年的同事蒋立东说。
做事有股闯劲、韧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在地方搞理论研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蒋立东说，当年曾劝苏东斌不要搞理论经济学，要去搞应用经济学，但他没有答应。“他不但坚持搞，而且搞了一辈子。当年他去深圳，我们都认为他会和很多人一样，转而进行应用研究，这样不仅更容易出成果，而且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他始终坚定地坚持理论经济学研究，还取得了更大的成果。”蒋立东说，到深圳大学之后，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苏东斌一心要拿理论经济学博士点。这对年轻的深大来说，简直难于上青天。“结果他们拿到了，而且最后还成了国家一级博士点，连一些实力雄厚的老牌学校也在与之竞争中败下阵来。”
苏东斌干事一旦确定目标，就会百折不挠，一定要做成。有两件事让金增林印象深刻。一次来广东调研，住在某省直单位，快离开时，苏东斌提出要到该单位财务部门去弄一套工资表，以便了解改革开放前沿地区收入分配的情况。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了，因为这不是调研范围，而且这么机密的东西人家怎么会给你？苏东斌坚持要去，结果不到一个小时，他居然带着一叠表格出来了。后来每次到外地调研，他都要去收集当地单位的工资表。他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多篇论文。
还有在深圳调研，调研组需要到中英街去看看香港的商品经济，但去黑龙江驻深圳办事处办通行证时，发现限额早用完了。正在大家失望之余，苏东斌主动提出他去想办法。他连续两天跑到深圳市公安局，第一天没让进门，还给大雨淋了个落汤鸡；第二天想尽办法进门之后，他直奔局长办公室，居然说动局长特批了6 张票。“这次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对课题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金增林回忆说。
“我和苏教授一起工作的时间很短，他离开社科院之后，同事们仍然经常说起他，说他的学术成果，说他的为人。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他在我们眼里的形象，这个词就是‘power’。”当年还是年轻小伙的同事张磊说。
一辈子都在用学术报效国家，其他则无暇顾及
“执着于学术，学术就是他工作的全部，就是他兴趣的一切，就是他生命的一切。”金增林说，苏东斌对学术之投入，工作效率之高，在社科院是有名的。
金增林曾多次和苏东斌一起外出开会、调研，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利用晚上等闲暇时间到当地逛逛，苏东斌却从来不会。白天集体活动，晚上他就躲在房间里看材料写报告。一个地方调研结束，他的报告就出来了。一谈到学术问题，他总是兴趣盎然，不论上班还是下班，无论多长时间他都奉陪到底。
苏东斌在社科院有许多志趣相投的老朋友，到深圳后，大家也经常保持联系。“他出版了啥著作，总是第一时间寄给我们。但直到去世，我们才知道他患的是癌症。” 蒋立东说，患上癌症的5年他还出版了4 部著作，简直不可思议。
只要对学术发展有益的事，他都坚定去做。1986 年关于马列著作的一个全国性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苏东斌参加会议。第一天听完大家发言，他主动提出第二天要公开发言。经过一晚上的准备，他的发言反响热烈，观点被收入会议纪要。后来又经过补充，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了。
“2004 年，我在深圳大学参加由他主持的一个论坛，期间他带我到深大校园参观，向我介绍深大的发展变化时，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社科院副院长朱宇说，苏东斌一生似乎都是为国家为社会而活着，这种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令人景仰。
老同事孙正甲说，黑龙江和深圳是苏东斌的两个大舞台，他在两个地方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比如他早在1987 年就写文章把“人”的概念引入经济学，把客体经济学变成主体经济学，这在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中国特区的研究，他的贡献有目共睹。孙正甲认为，对国家和社会的担当，是苏东斌的“动力源”。
